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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之争

发布日期:2021-08-28 18:18   来源:未知   阅读:

  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1920年3月,陈独秀从亚东图书馆搬到老朋友柏文蔚的旧宅——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上海市南昌路100弄2号)。从此,这里既是他的家,也是他完成建党伟业的大本营。

  陈独秀和柏文蔚是生死之交,早在1905年他们就在安徽创立了岳王会,陈独秀任会长;辛亥革命时,陈独秀把柏文蔚请回安庆出任安徽都督,自己任都督府秘书长。辛亥革命失败后,二人偕家眷寓居南京,同院而居,密谋“讨袁”。不久,他们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坚请之下,返回安庆,举起“讨袁”大旗,进行“二次革命”。

  现在,陈独秀从北京回到上海,《新青年》也跟着他回来了,身边又汇聚了一群青年爱国学子和有为才俊。其中包括李汉俊、沈雁冰(茅盾)、李达、施存统、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戴季陶和王会悟(茅盾的表姑、与李达在这里相识并结婚)等。

  走进老渔阳里2号,十二生肖论坛,一进门就是客堂间,也是陈独秀的会客室。只见客堂间里挂着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他确实太忙了,拜访者络绎不绝,踏破了门槛。客堂间还有一把皮面靠背摇椅,与人谈话时,陈独秀就坐在这把摇椅上。

  那时候,在上海知识青年眼里,这位思想界的大明星仪表确实与众不同,俨然是一位大知识分子。陈独秀中等身材,西装革履,体态文雅,待人随和,前额宽广,眼神炯炯,闪耀着智慧之光。有时,他那悠然自得的眼神几近乎风流倜傥。他是一位杰出的健谈者,在不拘形式的谈话中,顷刻间就能把对方征服,一笑起来就露出整齐洁净的牙齿,散发着充沛的生命活力。

  老渔阳里2号的楼上楼下各有三间屋子,楼上陈独秀和夫人高君曼带着孩子住了两间,王会悟住一间;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另外两间是卧室,来往的客人就临时住在这里,李达、张国焘、包惠僧、李中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过。

  3月8日,中华女界联合会在新渔阳里6号开展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高君曼发表了关于解放妇女的主题演说。王会悟也参加了。

  “没什么,十年来,我跟仲甫(陈独秀字仲甫)学习了不少,耳濡目染呗。”高君曼笑着说。

  “姐姐,前不久,我看到一篇《女子解放论》的文章,是一个叫李鹤鸣的人写的,写得可好了。”

  王会悟兴奋得跳起来,紧紧拉着高君曼的手说:“太好了,谢谢姐姐!我要向你学习。”

  的确,1909年从老家安徽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堂读书的高君曼,聪慧伶俐,新潮知性,与同父异母、坚守三从四德的姐姐高大众判若两人。这一年,在家中与流亡日本刚刚回国的姐夫陈独秀相遇,一见钟情,抵制封建婚姻,私奔杭州,结为伉俪。如今已经整整十年了。这十年,陈独秀先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逮捕,于1913年10月再次流亡日本;1915 年6月回国后,陈独秀9月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开始文学革命,夫妻团聚,把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也接到上海学习,有了天伦之乐;1917年应蔡元培“三顾茅庐”之请,陈独秀北上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9 年在五四运动中又遭逮捕入狱。这十年的奋斗,既有苦闷和寂寞,也有期待和希望;既有悲慨与惆怅,也有荣光和幸福。这十年,陈独秀和高君曼夫唱妇随,举案齐眉。高君曼不仅是陈独秀的生活伴侣,也是他事业的支持者和得力助手,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1920年4月初的一天,为了筹备在上海编辑出版《新青年》,陈独秀专门把李汉俊、李达、陈望道和茅盾等几位年轻人邀约到老渔阳里2号谈话。茅盾晚年依然清楚地记得这次见面时的情景。他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会见陈独秀。他,中等身材,四十来岁,头顶微凸,举动随便,说话和气,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我们曾在上海报上看到他 1919 年夏季被捕、关押三个月的消息,都想知道详细情况。他笑了笑,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话。但因安徽土话腔调很重,我不能完全听懂。”

  第一次见面,陈独秀把自己散发《北京市民宣言》遭到警察逮捕的来龙去脉,当作故事一样,原原本本地讲给年轻的朋友们听。当讲到被绑架到警察厅关押起来时,他还仰面笑道:“幸而是被警察厅的暗探弄了去,厅长吴炳湘是我们安徽老乡,向来以为我是有名望的文人。那时,我虽在牢房,没有吃苦;如果被京师卫戍司令部的暗探弄了去,我一定马上被段芝贵枪毙了。我发的传单上不是要求枪毙段芝贵吗?”

  李达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激动地说:“陈先生,我们听到你被捕的消息后,非常气愤。你看,那时我还专门写了一篇评论,为你打抱不平呢!”说着,他把报纸递给了陈独秀。

  李达的这篇文章是《陈独秀与新思想》,署名“鹤”,发表在1919年6月24 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热情讴歌了陈独秀,强烈谴责段祺瑞的北洋政府。文章说:“陈独秀先生是什么人?大家都晓得是一个‘鼓吹新思想’的书生。北京政府逮捕他是怎么缘故?因为他是‘鼓吹新思想’的缘故。‘鼓吹新思想’的书生,北京政府何以要逮捕他呢?因为现在的北京政府,是顽固守旧的政府、卖国政府。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并且还用文字反对政府卖国的行为。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因为北京段祺瑞政府“忌到这位‘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想把‘莫须有’的事随便戴在陈先生的头上,说是在他家里发见(现)过过激派的书籍印刷物。这事并不是真的。要把陈先生做个标本,来恐吓许多鼓吹新思想的一般人”,所以“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李达认为,反动派“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以捕得的。”因此,陈独秀“鼓吹新思想”的精神具有深远的意义。“今日世界里面的国家,若是没有把‘新思想’来建设改造了‘新国家’,恐怕不能够立足在二十世纪!”

  茅盾(1896-1981),本名沈雁冰,中共早期党员之一,浙江嘉兴人,曾任新中国文化部部长。

  王会悟(1898-1993),浙江嘉兴人,李达夫人,被誉为“一大卫士”。

  说完被捕入狱的故事,陈独秀讲了今天邀请大家来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们已经确定把《新青年》从北京迁回上海,并成立了自己的发行所,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欢迎大家投稿。

  谈话中,陈独秀告诉李汉俊、李达、茅盾和陈望道等青年朋友,在他被捕之前,因为《新青年》的编辑方针,他和李大钊与以胡适为首的北京大学教授中的发生了冲突,这就是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5月5日,正是马克思诞辰101年的纪念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刊载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摘译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译文。此前,他在 1918 年就曾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与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这一年,他还写下了著名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热烈赞颂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7月,五四爱国运动刚刚落幕,胡适就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曾经积极支持并参与陈独秀搞文学革命的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1917年,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把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胡适从美国邀请回来,担任教授,讲授欧洲文学、英文诗歌和中国古代哲学。胡适成为《新青年》阵营的重要核心成员之一。在加入《新青年》阵营伊始,胡适就标榜“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设一个革新的基础”。

  形势比人强。随着文学革命的深入和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天生就具有叛逆精神的陈独秀深感作为月刊的《新青年》,因为“不谈政治”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作用,他感到必须创办一份“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1918 年 11 月 27 日,他召集李大钊等志同道合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开始讨论创办《每周评论》,参加会议的还有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余人俱任撰述”。就像把《新青年》的编辑部设在箭杆胡同自己的家中一样,陈独秀把《每周评论》的编辑部就设在沙滩新落成的北大红楼文科学长的办公室里,发行所设在北京骡马大街米市胡同79号。五四运动爆发后,因陈独秀被捕入狱、李大钊暂避回乡,胡适就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

  没想到,标榜“不谈政治”的胡适却在这个时候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地改良,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他宣扬中国不需要经过革命就能解决他所说的一个个问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着社会阶级斗争才有这种学说的产生。十多年后,他承认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 实质上,胡适是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的道路。

  1919年8月,针对胡适的挑战,暂住河北昌黎五峰山的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公开批驳和反击胡适的错误观点。首先,李大钊声明说“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并非空谈。

  李大钊旗帜鲜明地说,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那时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称作“过激主义”。李大钊指出: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做指导;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针对胡适的改良主义,李大钊一针见血地说:“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的精神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香港牛磨王管家婆透蜜,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解决了的希望”,而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必须进行革命。

  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不仅浅显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还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引导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茅盾回忆说:“陈独秀、李大钊主张《新青年》谈政治,而胡适及其追随者主张不谈政治,甚至要在《新青年》上发表不谈政治的宣言,而把《新青年》办成单纯研究文史哲的学术性刊物。当然此所谓‘哲’是指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胡适所崇拜的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而研究文、史的方法,亦无非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陈独秀一怒之下,说《新青年》本来是他创办的,他要带到上海出版,已成定局。”

  《新青年》迁回上海,像从前在上海和北京一样,编辑部始终都是设在陈独秀的家中。现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就成了《新青年》的编辑部,在法租界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设立了新青年社发行所。

  在上海,第一次见到陈独秀,茅盾非常开心,欢迎《新青年》迁回上海,愿意为《新青年》的编辑出版效力。他在晚年曾动情地回忆说:“五四运动的大功劳,是解放思想。我自己就解放了思想。我抛弃了从前的‘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的信条,把从前读过的经史子集统统束之高阁,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浏览欧洲十九世纪各派的文艺思潮,并努力翻译、介绍,这都是受了五四时期北京出版的《新青年》的影响。只有看得多,才能比较,才能分辨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只有这样自己探索出来的正确东西,自己才真正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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